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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是“我们”?

作者: 史铁生

  记得“文革”开始时,我曾和一群同学到清华园里去破四旧,正当我们发现了那家主人的发型有阶级异己之嫌,高叫剪刀何在时,楼门外传来了更为革命的呐喊:“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这样,几个同学留下来继续革命,另几个怏怏离去,我在离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风忧怨,少年们默然无语,开始注意到命运的全面脸色。
  原来大家不都是相处得好好的么,怎么就至于非这样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说打人不对,可敌人打我们就行,我们就该文质彬彬?伟大的教导可不是这样说的;其三,其实可笑―― 想想吧,什么是“我们”?我可是“我们”?我可在“我们”之列?我确实感觉到了那儿埋藏着一个怪圈。
  几年以后我去插队。在山里,青天黄土,崖陡沟深,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忽然间就看清了那把戏:我不是“我们”,我又不想是“他们”,算来我只能是“你们”。“你们”是不可以去打的,但也还不至于就去挨打。“你们”是一种候补状态,有希望成为“我们”,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变成“他们”。这很关键,把越多的人放在这样的候补位置上,“我们”就越具权势,“他们”就越遭孤立,“你们”就越要乖乖的。
  这逻辑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胆寒:“你们”若不靠拢“我们”,就是在接近“他们”;“你们”要是不能成为“我们”,“你们”还能总是“你们”?这逻辑贯彻到那副著名的对联里去时,黑色幽默便有了现实的中国版本。“你们”要想是“我们”,“你们”就得承认“你们”是混蛋,但是但是,“你们”既然是混蛋又怎能再是“我们”?那个越要乖乖的位置其实是终身制。
  我曾亲眼见一个人跳上台去,喊:“我就是混蛋!”于是赢来一阵犹豫的掌声。是呀,该不该给一个混蛋喝彩呢?也许可以给一点吧,既然他已经在承认是蛋的一刻孵化成混。不过当时我的心里只有沮丧,感到前途无比暗淡。我想成为“我们”,死也不想是“他们”。所以我现在常想,那时要有人把皮带塞给我,说“现在到了你决定做‘我们’还是做‘他们’的时候了”,我会怎样?老实说,凭我的胆识,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把那皮带攥出汗来,举而又怯,但终于不敢不抡下去的――在那一刻孵化成混。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我非常地害怕“我们”,有“我们”在轰鸣的地方我想都不如绕开走。倒不一定就是怕“我们”所指的那很多人,而是怕“我们”这个词。怕它所发散的符咒般的魔力,这魔力能使人昏头昏脑地渴望被它吞噬,像“肯德基家乡鸡”那样整整齐齐都排成一股味儿。我说过我不喜欢“立场”这个词,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和“立场”很容易演成魔法,强制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文革”中的行暴者,无不是被这魔法所害――“我们”要坚定地是“我们”,“你们”要尽力变成“我们”,“我们”干吗?当然是对付“他们”。于是沟壑越挖越深,忠心越表越烈,勇猛而至暴行,理性崩塌,信仰沦为一场热病。
  “上山下乡”已经三十年,这件事也可以更镇静地想一想了:对于那场运动,历史将记住什么?“老三届”们的记忆当然丰富,千般风流,万种惆怅,喜怒悲忧都是刻骨铭心。但是你去问吧,问一千个“老三届”,你就会听见一千种心情,你就会对“上山下乡”有一千种印象:豪情与沮丧,责任与失落,苦难与磨练,忠勇与迷茫,深切怀念与不堪回首,悔与不悔……但历史大概不会记得那么详细,历史只会记住那是一次在“我们”的旗帜下对个人选择的强制。再过三十年,再过一百年,历史越往前走越会删除很多细节,使本质凸现:那是一次信仰的灾难。
  并没有谁捆绑着我们去,但“我们”是一条更牢靠的绳子。一声令下,便树立起忠与不忠的标识。我那时倒没有很多革命的准备,也还来不及忧虑前途,既然大家都去,便以为是一次壮大的旅游或者探险,有些兴奋。也有人确是满怀了革命豪情,并且果然大有作为,但这就像包办婚姻,包办婚姻有时也能成全好事。但这种方法之下不顺心的人就多。我记得临行时车站上有很多哭声,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
  直到有一年,奥运会上传来一阵歌声,遥远却又贴近:“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这下才让我恍然而悟“我们”的位置,这个词原来是要这样用的呀,真是简单又漂亮!我迷上奥运会,要紧的原因其实在这儿。飘荡在宇宙的万千心魂,苍茫之中终见一处光明,“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于是牵连浮涌,聚去那里,聚去那声音的光照中。那便是皈依吧,不管你叫他什么,佛法还是上帝。
   【选自史铁生著《病隙随笔》中国盲文出版社版本刊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题图 / 王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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