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至周五 | 9:00—22:00

来自的声音

作者:未知

  长篇小说《喜鹊窝的秋天》,是一卷徐徐展开的山乡生活和民俗风情画卷。故事以核桃产业发展为背景,演绎了一个山村的变迁,展示了中国西部山区农民生存方式的转变,由此带来的是十万大山的蓬勃生机。
  小说着力塑造了三个代表人物。三个人物,性格迥异,相互映衬。当过大队长,包产到户后又成为核桃种植大户的罗冬生;初中毕业回乡务农,以核桃嫁接技术闯出一条致富之路的刘秋山;复旦大学毕业在上海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辞职回乡发展核桃产业的李林春。由三个代表人物形成的三条情节线索,相互平行,各自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一条线索的叙述暂时中断了,另一条线索就开始它独自的叙述,此起彼伏,此伏彼起,形成一个多维的叙事空间,把喜鹊窝的秋天立体地展示在读者眼前。在《喜鹊窝的秋天》,情节不再是简单地为故事服务,而是在为人物的塑造而运行,这是义龙在继《遥远的部落》和《桃李春风一杯酒》两部长篇小说之后,创作上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
  小说中的三个代表人物,具有特别的意蕴,缺一不可。如果说,不当大队长后凭着直觉,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经营起了自己的核桃园的罗冬生,向我们透露的是一个勤劳能够致富的生活常理,是山里人生活中的一个“常数”的话,刘秋山则是一个“变数”。掌握了核桃嫁接绝活的他,不甘于小打小闹,凭着技术,走出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到四乡八寨开展核桃嫁接服务,到怒江等地培植核桃种苗基地,最后成为喜鹊窝核桃丰产服务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传达的则是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后传统核桃果农必然发生变化的新的理念,给小说带来了生活变迁的新信息。而李林春比起老年的罗冬生、中年的刘秋山,则是一个喜鹊窝的“异数”。他大学毕业不甘于在大城市当个小职员,回乡创办核桃产业,被父亲赶出家门,在野山搭建窝棚种植核桃,到昆明省林科院拜林学专家杨林为师,把传统的核桃种植业发展为一门产业,这本身就是具有很大变异色彩的事件,更使小说奇峰异起,高潮迭生,成为阅读时的一个个兴奋点。这是在阅读小说时我强烈感受到的一个印象。小说是要写人物的,《喜鹊窝的秋天》里的三个主要人物,把素有“核桃之乡”美誉的漾濞县十万大山里农家的生活可触可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围绕三个主人翁,小说向我们展示了漾濞县山民们以核桃种植为起点,改变山民贫穷命运的宏大历史画卷。并围绕着主人翁,使一大群人物,诸如阿茹、阿茹妈、沙务枝、温小雅、梅晓川等众多人物,鲜活在我们的视野里。
  《喜鹊窝的秋天》这部小说,充满了常数、变数与异数,它不但是小说中人物的性格要素,同时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要素与叙事基因。
  一部小说首先得有“常数”,只有“常数”才能显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读到核桃之乡山民们生活中最常态的东西:山路、羊群、荞地、核桃林、垛木房。出生于大山深处的杨义龙对山间生活是很熟稔的,小说中出现的山间景色、山民生活,无一不是来自于他对生活的细腻观察与真切感受;在小说中,到处洋溢着漾濞十万大山阳光的味道、青草的味道、核桃树的味道、红土的味道、羊群的味道、苞谷的味道、蜂蜜的味道。这些味道,是纯粹的、自然的、本真的。正因为这样,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能够全神贯注,我感到它所具有的真实的品格。小说中的罗冬生,是个典型的山里汉子,不当大队长后的他凭着祖辈传下来的核桃种植传统,成为喜鹊窝的核桃种植“首富”,但他心地狭窄,为人吝啬,把从上海返乡的李林春视为自己的潜在对手。可以说,如果没有刘秋山、李林春的存在,山林里的日子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能保持如初。读义龙的小说,我感到了一种陌生中的熟悉、熟悉中的陌生――漾濞县就在苍山西坡,与我的栖居地大理市仅隔着一道苍山,虽然漾濞核桃是我们祖辈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干果食品,但我们对这片山林的熟悉程度却是有限的。漾濞的十万大山,很久以来一直寂静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是《喜鹊窝的秋天》使它具有了声音。作为这样一部以核桃产业发展为背景的作品,阅读前我曾有一种担心,作品中的人物会不会成为一种图解概念、演绎主题的符号?随着阅读的进展,我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不仅因为义龙曾出版过《遥远的部落》、《桃李春风一杯酒》等长篇小说,有着很好的长篇小说的写作训练和写作经验(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编一个好看的故事似乎不成问题,刻划几个人物也不是难题”),更因为这部长篇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入体验和观察,有着浸透作者汗水的大量创作素材。为写这部长篇,农家子弟出身,自小在山林间长大的义龙,重回山林,在那些遍布漾濞全县的核桃林间穿梭,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在漾濞江畔的山林间前后体验生活两个多月,对漾濞山区农民的生存状态既有欢欣,又有忧思。他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其实都是有原型的,比如在一个叫“喜鹊窝树”的山村,义龙就认识了一位名叫刘振纪的核桃苗种植大户,在淅沥的夜雨中与他有过长夜的促膝交谈,心里始终装着这个人物的形象。由此看来,深入生活与其说是“猎奇”,不如说是猎“常”,离开那些作家想象中的“不靠谱”的生活,回到真正的生活本身。正是大量山民庸常生活的描写,使这部小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但作为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变数”同样重要,没有“变数”便没有“小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便是“变数”。不仅因为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更因为创作本身不是生活的简单复制。读者最希望看到的不仅是生活本身,还希望看到生活发生着的变化。义龙在后记中说:“我是一名农家子弟,自以为对中国的乡村很了解。可在采风的那些日子里,我才真正地明白现在的乡村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有着太多的不同,而乡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更是难以走进去。”他在深入山林的过程中,发现了核桃之乡的这种变化,找到了生活中的“变数”。《喜鹊窝的秋天》中出现的刘秋山,就是一个充满“变数”色彩的人物。他小学毕业回乡,完全可因袭山里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过日子。但他不甘于现状,不甘于平庸,要做自己的一番事业,从走村串寨为乡亲们嫁接核桃苗,到外出闯天下,在怒江建立核桃种苗基地,他走的是一条与寻常山民不同的创业之路。他的婚外情感世界也与众不同,他与小学同学沙务枝间的感情纠葛显出了他与山民们迥异的情感本色。在小说中沙务枝是个个性很鲜明的女子,她对刘秋山的爱让人铭心,出于责任对家庭的奉献同样让人动容。这一人物同样是一个充满变数色彩的人物。她身上既有彝族妇女的性格特征,却也是个读过书受过教育的彝族女性,只可惜她的“变”来不及实施就中断了,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悬念。沙务枝在作品后半部分匆匆出现,但笔墨不够,人物命运的发展不能全面地展示,应该说还是有些遗憾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这样充满“变数”色彩的人物在生活中是会随时出现的,小说着力塑造的刘秋山就是一个代表,他为李林春的出现作了有力的铺垫。
  作为山乡“异数”出现的李林春,不仅是一个理念符号,也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李林春之“异”,不仅在于他作为一个大学生主动放弃在上海的工作回乡从事核桃种植,还在于他回乡后走了一条大异于乡民们的创业之路。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异数”,使小说呈现了一波三折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他一出场就有悲喜交集的特点。父亲为儿子的归来大摆宴席,要为自己有个在上海工作的儿子在全村人面前“长一下脸”,儿子却赶牛上山在一棵老树桩下满腹心事,看到挂在后墙上的一串旱烟、一张犁、一领蓑衣,还在很直观地展示农耕时代的生产方式,二牛耕田这种延续了上千年的耕作状态还一直在乡村保留,李林春不禁心情黯然。他后来离开上海返乡,决不是简单地向山乡传统生活的回归,而是带着一种使山乡生活变异的目标而来的,小说因此而展现出一连串有异于常情和常理的情节:为了离开上海,初恋情人温小雅苦苦劝说无效后断然与他分手;回家后父亲勃然大怒把他撵出家门;在开创核桃基地创业过程中,上海核桃经营商严守富慧眼识人与之携手合作;为实现“大学生种的核桃和农民种的核桃就是不一样”的誓言,到云南林科院学习核桃栽培技术;在核桃实验基地大搞矮化密植和立体种植,人工养殖漾江细鳞鱼、“石爬子”,养土鸡、野猪,建成民族生态旅游项目“林春苑”;喜鹊窝希望小学建成庆典上突然以云南核桃产品开发公司经理现身的初恋情人温小雅……这接二连三出现的充满变数色彩的情节,使这部传统叙事风格的小说充斥着阅读时的意外和惊异,给山寨庸常的生活增添了奇异的亮光。这是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后山林必然出现的亮光。作为一部小说,“异数”的出现虽然是必要的,但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异”的出现应该有其产生发展的必然逻辑。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是符合李林春这一特定人物的性格的。但温小雅最后的闪亮登场虽然给人以强烈的刺激,却有些符号化的嫌疑,如果在前面就有一些情节设置和必要伏笔(比如她分手后旧情难舍,与李林春再次有一些感情纠葛),这样的处理也许会使最后的结局更符合生活的真实。小说中写了三位主人公的诸多情事,为什么就没有一件情事成为主人公命运发展的主推力呢?哪怕写活一件情事使之与主人翁命运发生必然的联系,这部小说也许会获得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许,在作者的潜意识里,事业和情感从来就是不相容的。
  杨义龙是个勤奋的作家。他虽然才三十九岁,却连续出版了《遥远的部落》、《桃李春风一杯酒》、《喜鹊窝的秋天》等一批有质量的长篇小说。其中《遥远的部落》(原名《远去的部落》)还在《春城晚报》连载过,《桃李春风一杯酒》和《喜鹊窝的秋天》皆有影视公司与作者联系并表示过改编影视剧的意图,三部小说均已在广播电台播出。最近他又脱稿了《小河淌水》、《寒城》两部长篇,可称得上是一名高产的白族作家。2009年底,《喜鹊窝的秋天》喜获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第四届“关注森林”文化艺术奖一等奖,显示了同类题材作品中它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表现力度。对于义龙,我们有理由不妨有个更高的要求,希望他摆脱庸常的写作状态,成为云南乃至中国文坛的一个“异数”。
  责任编辑 杨泽文


常见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