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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的内涵、功能及展望

作者:未知

  摘要:在出版智库建设中,要避免“泛化”倾向和“主见缺失”。出版智库的职能主要体现为:以战略思想为政府在出版领域的决策提供咨询;传播研究成果与思想,引导出版领域的舆论;成为出版领域的人才蓄水池和引力场。政府应该合理布局出版智库体系,为出版智库提供决策制度保障;出版智库应该从人才交流机制等方面提升自身竞争力;出版智库应准确定位,形成特色。
  关键词:出版智库;内涵;功能;智库建设
  最近数年,“智库”在我国成了一个热门的词汇。2015年更是被Q为智库“元年”。党和政府以及学界对智库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出版智库作为典型的专业型智库,既要影响各级政府出版政策的制定,也要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架起一座信息桥梁,提高出版领域公共决策的质量。本文从内涵、功能及建设策略等方面对出版智库进行探讨,旨在为实现出版智库的上述使命提供一种可供参照的视角。
  一、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的内涵
  (一)对智库、出版智库内涵的辨析
  智库(Think Tank),学术界也常以其英文原意称之为“思想库”。智库雏形在中国古已有之,智库成为热点词汇、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却是近几年的事。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欧美现代智库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都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宗旨,都强调机构的非营利性。不同之处是:中国的智库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之下,由有关部门分别管理。中国绝大多数智库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下属单位。虽然也有少量社会智库,但是也要纳入统一管理范畴”。无论在欧美还是中国,战略性、公共性都是智库的核心因素。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出版智库是指以出版领域的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在出版领域的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出版领域的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出版领域的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
  (二)对出版智库内涵“泛化”的冷思考
  现在智库一热,出版业界和学界就容易一窝蜂去大建智库、大搞战略研究、抢做重大课题,以致智库的内涵“泛化”,成为“智库病”。出版智库是什么?出版智库不是什么?这是开展出版智库建设与研究工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分为以下六种类型:第一,社科院和党校行政学院智库;第二,高校智库;第三,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第四,社会智库;第五,国家高端智库;第六,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上述类型,除了第一类外,以出版领域的相关战略性和长期性发展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智库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中央部门所属方面有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它是出版智库的“国家队”;在社会智库层面,百道出版研究院较具代表性。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是中国新型出版智库的佼佼者,它在本行业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
  在高校层面,国内一些实力较强的高校设立了出版研究院(所、中心),这些机构的定位与功能不尽相同,不能一概以智库视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传媒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由该校出版社和媒体与设计学院联合创办,当代知名出版研究专家郝振省出任首任院长。该研究院的愿景是“经过三到五年的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和世界知名的数字出版理论研究中心、重要的政府出版和阅读智库,以及不可忽视的出版行业战略发展咨询机构”。可见它的定位是比较明晰的,关注出版领域的战略问题和公共决策问题。该研究院可归入高校出版智库。除此之外,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设立了出版研究院(所、中心),这些研究机构大多属于学术和教育机构,同时也具有智库的某些功能,但是不宜将其视为智库,因为它们的主要活动场域在于出版基础理论研究、出版历史研究以及人才培养,定位于智库容易使其“水土不服”。
  在科技智库层面,较有代表性的出版科技智库是“融智库”,它由地质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和睿泰集团于2016年9月共同组建,旨在打造中国首家数字出版高端智库。在企业智库层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建立了出版研究院(所、中心),较知名的有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华信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研究院等。这类研究机构中有的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库功能。需要指出的是,有研究者将作为整体的出版集团或出版社视为出版企业智库,笔者以为这是不妥当的,毕竟出版社的属性是文化企业,其运行规律和发展目标与智库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由出版社特别是大型出版公司(集团)设立智库组织则是可行的。
  此外,出版行业协会和学术团体是否属于智库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出版行业组织主要有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书刊发行协会等。“很多行业协会组织代表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的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果他们也都要成为智库,将会面临尴尬局面:如果他们仍然代表企业利益,社会公众很难相信他们的政策分析是客观公正的;如果他们努力成为客观公正的智库,他们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就要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代表自己”。出版行业组织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表者来对出版领域的公共决策施加影响,更符合其自身规律。而以学术理论研究为主要追求的学会也不应生硬地往出版智库上靠,但它们可以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历史研究和实务研究,为出版领域的战略决策、公共政策制定等提供基础性的资源。
  总之,战略性、公共性与非营利性是包括出版智库在内的整体智库的核心内涵,不应将其泛化。要特别防止那种“主见缺失”的所谓智库,他们的智库研究往往是随波逐流,乱贴标签,定位混乱。满世界都是出版智库等于没有出版智库,人人都可做战略研究也便是战略研究的矮化和虚假化。   二、中国特色新型出版智库的功能
  (一)以战略思维影响出版领域的政府决策
  出版智库的主要目标是要影响出版领域的战略决策。出版智库应该发挥其专业和智力优势,为党和政府在出版领域进行科学民主决策提供重要支撑。
  当前出版业面临着哪些战略问题,可以从国家层面的相关课题设置中寻找蛛丝马迹。比如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确立的2017年新闻出版行业14项重点研究项目,主要有“推进新闻出版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投融资问题研究”“全民阅读社会力量现状研究”“我国数字出版领域知识服务战略研究”“学术期刊管理机制研究”等。再如,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的出版类选题18项,主要有“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应用模式研究”“中国主题图书的海外传播及影响研究”“中国出版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研究”“我国学术期刊的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我国图书出版机构社会效益评价体系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与培养研究”“我国出版产业与大数据融合发展研究”等。这些都是带有战略性、前瞻性的课题设立,其实反映的是政府部门对出版智库在研究方向、研究内容方面的引导,也充分反映了决策部门的实际需求。
  事实上,虽然欧美发达国家的智库在公共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但它们都要经过政策分析市场的激烈竞争与筛选,而且也并不是总会成功,以致在全球顶尖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流传着一个笑话,其夸张地说明了这一事实:“我们为政策制定者撰写的书本只被大学生们阅读。”出版智库要想有效影响出版领域的公共决策,就需要研究人员在战略思维与视野、数据采集与分析、对策提供与咨询等方面拿出货真价实的东西。“有为”才能“有位”,成果赢得信任。要坚持客观独立的立场,具备独立的研究能力,而不是刻意“迎合上意”,就必须当好真正的“高参”而不是“应声虫”和“马屁精”,这在我国的智库建设中也显得特别重要。
  (二)传播智库思想,引导出版领域的舆论
  出版智库作为出版领域的知识中介,一方面通过其战略思维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一方面则通过传播智库思想以引导出版领域的舆论,增进出版领域的社会共识。
  如何评价出版智库在传播智库思想、引导出版领域的舆论方面的效果?指标是多元的,社会影响力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指标。下文以出版智库“国家队”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为案例来做一论证。2016年7月,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南京大学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联合发布《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在参评的68家智库中,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排第33名,是唯一一家上榜的出版智库,可知其在传播智库思想、引导出版领域的舆论方面是卓有成效的。近年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先后推出了《中国出版蓝皮书》《国际出版蓝皮书》《中国阅读蓝皮书》等蓝皮书系列,其中多项年度核心数据被国内外各大媒体广泛引用;持续十多年的《全国国民阅读状况调研报告》更是成为衡量和评价全国国民年度阅读状况的重要数据和指标;《中国版权产业的经济贡献》成果受到中央高层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或承办的全国出版理论研讨会、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中国传媒年会、中国民营书业论坛等,已经成为中国出版行业最有影响的行业活动项目。
  “独木不成林”,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既需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这样的高端智库,也需要科技智库、企业智库和高校智库齐头并进,各显其能,出版智库的多元化有利于智库思想的多领域传播。
  (三)作为出版领域的人才蓄水池与引力场
  从产业增长因素来看,资金、技术、人才、制度等是核心因素,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出版产业的双效益和出版决策的质量,出版智库作为连接出版产、学、研、政等各领域的枢纽,应当发挥人才蓄水池的作用,为出版的各领域提供智力储备。
  从出版场域而言,出版智库、出版的政府管理部门、大学的出版院系以及出版行业协会等都是出版场域的力量代理者,场域因它们相互作用而存在。社会场域中的力量代理者体系与空间物理场域中的天体系统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那就是“引力场”的存在。出版智库应该成为出版领域的引力觯对其他力量代理者如出版机构、大学出版院系等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从目前来看,出版智库要想成为出版领域的人才蓄水池和引力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智库的“旋转门”机制较好地体现了出版智库的“人才蓄水池”与“引力场”功能。我国的出版智库与学界、政界的人才流通渠道也比较通畅,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负责人有的直接来自政府管理部门,有的研究人员被一些高校新闻出版院系聘为兼职教授或博士生(后)导师;而由于我国出版业的特殊性,一些出版智库的负责人进入政界的也不在少数。
  三、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出版智库
  (一)政府大力培育适宜出版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
  1.合理布局出版智库体系
  各国的智库体系由其政治决策体制所决定,各自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英、美两国智库体系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多元主义的深刻影响,其主体是民间智库,如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是典型的民间智库。德国公共拨款的智库所占的百分比非常高,约为75%。韩国智库体系中,以“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为代表的23家政府智库是绝对主体。新加坡在东南亚地区是较为领先的国家,其骄人的成绩和立国之本主要靠智慧,其中各种智库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影响力较大的智库如东南亚研究所、南亚研究所、政策研究所等几乎都隶属于政府部门。
  根据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的调查数据,2010年以来在政治决策领域活跃着200余家智库,其中官方或者半官方智库占总数的2/3,民间智库占总数的1/3。由此可知,官方智库是中国智库体系的主体,民间智库的数量和质量还有待提升。当前中国的出版智库体系中,官方智库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为领头羊,民问智库则以百道新出版研究院为翘楚。
  在智库建设中,可以适当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但切忌“言必称美国”,简单地强调所谓“与国际接轨”。过去在诸多领域说到与国际接轨,基本上就是强调“与美国接轨”。我们看看上面提及的部分发达国家智库,德国不同于美国,新加坡、韩国等也自有特色,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和固定模式。我国包括出版传媒智库在内的整个智库建设,既要遵循世界智库建设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原则,又要兼顾中国国情,形成自身的特点和自己的体系。   2.健全出版智库的决策制度保障体系
  与其他领域一样,出版领域的决策制度也需要完善。涉及出版领域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要通过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出版智库的意见和建议,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鼓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文史馆员与出版智库开展合作研究。探索建立决策部门对出版智库咨询意见的回应和反馈机制,促进政府决策与出版智库建议之间的良性互动。此外,政府也可以参照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美国的智库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智库,其成功是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在美国的决策咨询制度中,智库参政议政的一个主要渠道是“约谈”。约谈一般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来运作。政府部门的专业委员会下面分设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工作人员上网搜索信息,如果看到智库文章与目前关注的问题相关且有价值,会打电话进行约谈,进行政策咨询。智库也可主动与政府工作人员电话预约,反映情况,提供对策建议。约谈的形式一般是由政府派人与智库举行5-6人规模的小型圆桌会议,时间一般为一至两小时。智库人员借此机会反映问题,与官员一起探讨对策。这种做法在美国决策领域极为普遍,可以说,约谈是美国智库参与政策咨询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是对政府决策能够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方式之_。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出版智库通过人才交流机制增强自身的研究能力
  研究能力是出版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其主要由人才体现,出版智库应当重视人才交流机制建设,凸显其竞争优势。“真正造就大脑的并不是知识量,甚至也不是知识的分布,而是其中的互连通性”。因此,笔者以为畅通的人才交流机制能够丰富出版智库的信息量,提高出版智库信息流通的效率,进而提升出版智库的研究能力。
  蜚声国际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每年有1/4的预算用于学者交流,该所所长郑永年坦言:“东亚研究所特别重视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为我们带来了大量思想、信息,通过研究产生高质量的成果,交流是双赢的结果。”成功的智库一般都建立了高效的人才交流机制,出版智库要想提升研究能力,同样也应该遵循此道路。
  中国出版智库人才交流机制的一个突出体现是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设立。“中国博士后网”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13家出版机构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其中少部分是与高校联合设立),如电子工业出版社、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出版社等。
  顺应中国新型智库建设潮流,上述出版机构积极开展智库建设,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积极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成出版企业智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科文I出版社尤其具有代表性。作为直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打造研究型出版社、出版业智库为目标,努力搭建科学研究与学术出版的互动平台,构建科研与出版的“旋转门”机制,在文化与出版产业、智库产品出版与传播、中国智库建设、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等领域开展应用性研究。
  出版企业智库作为中国新型出版智库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该追求高起点发展,努力寻求在某一领域有所突破,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便是重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及相关研究机构建设,建立人才交流的长效机制。这既是对出版企业经济实力的要求,更是对其负责人魄力的考验。此外,作为“国家队”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以及众多高校设立的智库性质的出版研究机构同样也需要注重从人才交流方面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
  (三)出版智库通过合理定位打造自身特色
  一般来说,成功的智库都有精准的定位,专注于某一领域或少数几个领域,形成自己的特色,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等国际知名智库均以外交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出版智库的建设也应该遵循此道,精准定位,将优势力量集中于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某一领域或少数几个领域,打造自身特色,培育专业品牌。
  国际上专门的出版智库较为少见,但是由出版集团设立的国际战略型智库则并不鲜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国际出版巨头贝塔斯曼集团于2008年设立的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Foundation)。该基金会是一家独立的、超党派的、非营利性智库,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有8名专职人员。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业务重心在于应对环北大西洋地区的全球化挑战,主要对该地区外交方面的战略性议题展开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咨询。实际上,贝塔斯曼基金会只是由出版集团设立,它的研究内容几乎与出版无关,其定位于环北大西洋地区的外交政策研究,逐渐形成了特色。
  我国的出版智库建设要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有特色的道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是当前国内唯一一家国家高端出版智库,其“客户”主要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宣部,这决定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研究重心应该是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战略性出版议题。出版的战略思维与基础理论、出版历史等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高校出版智库或具有一定程度智库功能的高校出版研究院(所、中心)在出版的基础理论研究、出版历史研究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出版企业在资金、技术上具有优势,因此,出版企业智库在数字出版平台建设、出版战略投资等议题上有专业优势。
  出版智库在监控社会环境、凝聚社会共识、促进传承文化及文化创新、壮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交流等方面意义显著。出版智库的生存正道,应该是以客观的态度、求真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为出版领域的公共决策提供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为党和政府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产业的繁荣发展出谋献策。我国出版智库建设应该说刚刚起步,在理论体系研究、话语体系建构、人才队伍建设以及智库合作交流等方面都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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