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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看民间的迎春仪式

作者: 陈 翔

     立春为农历二十四节气之首,在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占有重要地位。自汉代始,每年皇帝都要在立春之时赴先农坛祭祀,并亲自扶犁耕地,以示劝农;地方官府在立春前后也要举行相应的仪式和活动。 枫叶论文网 /1/view-307830.htm  清代,地方官府的庆祝立春仪式大体均按“礼部则例”进行,仪式所用春牛、芒神的造型尺寸、衣饰颜色也由钦天监于前一年根据来年所属天干地支和五行方位预先设定,各府州县依式制作。春牛多为木质“胎骨”,外敷泥土,内藏五谷,供“打春”(鞭打春牛)时使用。但据各地方志,清代有些地方也有将活的耕牛披红挂彩充任“春牛”的,如清代浙江嘉善地区。
  那么,清代地方官府到底是怎么进行庆祝立春仪式的呢?
  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详细描绘了顺天府庆祝立春的情形:“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谨按,《礼部则例》载:立春前一日,顺天府尹率僚属朝服迎春于东直门外,隶役舁芒神土牛,导以鼓乐,至府署前,陈于彩棚。立春日,大兴、宛平县令设案于午门外正中,奉恭进皇帝、皇太后、皇后芒神土牛,配以春山。府县生员舁进,礼部官前导,尚书、侍郎、府尹及丞后随,由午门中门入,至乾清门、慈宁门恭进,内监各接奏,礼毕皆退。府尹乃出土牛环击,以示劝农之意。”从中可知,庆祝立春的仪式分“迎春”和“打春”两步:“迎春”仪式在立春日前一天于郊外固定地点开始,迎至“署衙”结束;立春日在署衙前举行“打春”仪式。
  京城的情形如此,地方州县与京城有何异同呢?对此,各地方志偶有零星记载,但最近我们在四川清代档案中惊喜地发现了州县衙门举办迎春仪式的珍贵记录。请看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和会理州衙门档案的记载。
  “照得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立春,先于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迎春大典,所有应用春牛、芒神及扮演仪从、五色铠靠衣服、人夫等项,合行饬办。为此,牌仰阴阳学查照来牌事理,即传尘居、巫教术师人等,遵照向例,逐一预备齐全,毋得临期有误。”
  “照得本县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迎春,除春牛、芒神、仪从等项向由阴阳学造备外,其余一切应用物件合行签饬。为此,签仰该役前去,即饬行户人等遵照向章预备齐全,毋得临期有误。去役亦不得藉签需索,迟延干咎。”
  上引为清代南部县衙门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判”发的“牌”文和“签”文。
  查《辞源》“阴阳学”条:“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依儒学、医学之例,于诸路置阴阳学。明洪武十七年置阴阳学官,府、州、县各设一人。凡天文、占候、星卜、相宅、选日之流,悉归管理。清因之,俗称阴阳生。”“尘居、巫教术师”具体是做什么的,笔者孤陋寡闻,没法准确释读,但他们归阴阳学管理,应为专门的神职从业者。
  据引文可知:南部县“迎春”仪式由阴阳学和衙役、行户(工商业者)共同筹备。阴阳学须持知县发给的“牌”办事,其他需用物品则均由县衙派差役持知县发给的“签”向行户摊派备办。其中,阴阳学为主导。需用的春牛、芒神等物由阴阳学召集尘居、巫教术师人等预备,迎春“仪仗队”由他们充任“扮演”,芒神由他们以“五色铠靠衣服”装饰。
  春牛是泥牛还是活的耕牛则没有交代,从何处“郊迎”也不得而知。但从仪式主要是由专职人员即阴阳学操办这一点来看,南部县的迎春仪式是基本依照礼部定例的,比较正规的。
  “照得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四日辰时立春,例应先期郊迎,以兆丰年。所有应办芒神、春抬等项,合行饬办。为此,票仰该役(笔者注:指“茶房印洪、邱顺”)前去州属境内红白铜厂、各乡场,着落约保、客课、汉把伙头人等,遵照向例,各办抬阁敌(笔者注:原文如此,疑为“故”之讹)事;并传春役晏兴顺、罗兴顺速办芒神、春牛及各项社火,定于明年正月初一日备办齐全,送州点验,于初二日齐集迎恩寺伺候迎祀,毋得临时有误。去役亦不得藉票需索,滋延干咎。”
  “照得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四日辰时立春,例应先期郊迎,以兆丰年。所有应办芒神、春牛,合行饬办。为此,牌仰春头役晏兴顺、罗兴顺遵照牌内事宜,即便妥办齐全,至期送赶迎恩寺听候迎祀,毋得临时有误。倘有不法乞丐冒充春役在彼滋扰,许该役等查明指拿,毋得隐匿,亦不需藉牌滋事,致干重究。”
  上引为会理州衙门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判”发的“票”问和“牌”文。从引文内容看,会理州筹办“迎春”仪式,和南部县一样,办事人员要持州衙下发的公文向民间摊派征集所需物品。
  会理州档案中还有知州的“点春册”,册内附有“春抬各行戏名”、“各行春抬”、“迎春春抬”清单和“打春赏封单”。(见附图,图片版权属四川省会理县档案局所有。)“打春赏封单”写明了知州封赏给参与迎春事务的“春役、礼生、看门、茶房、吹手、皂役、炮手、执帖道喜书[童]”红包的数量。其他三件清单则表明参与“春抬”仪式的行业、各行备办的物件、节目和参与人数。参与行业有耕田行、小菜行、屠户行、木匠行、花布行(花绵行)、染靓行、裁缝行、铁匠行、瓦匠行、酒仙行、金银铜行。其中,耕田行提供“二牛”,其余行业各提供二至四人表演春抬节目。节目名称有:《渔人得利》、《双其门》、《南楼攻书》、《朱砂记》、《抢伞》、《盗丹》、《放狐》、《陈香(湘)救母》、《闹兜府》、《凤凰镜》、《仙鹅配》、《金马鞭》、《百花赠剑》、《梅降雪》、《戏牡丹》。
  
  会理州春抬的具体方式在档案中找不到相应的说明材料,但笔者认为,应该与《粤游小志》中记载的清朝时期潮汕地区流行的、被称为“抬春色”的活动是一回事。据载:清朝时期潮汕地区迎春,“游行队伍中必有装饰过的台阁,上坐歌妓,由两个人抬着走。嘉应梅州地区还有高春、矮春的分别:矮春为一人坐台上;高春则用两人:一人立在台上,然后扎着一根直木,隐藏在那个人的长衣中,与这人的肩平齐。然后再横扎一根木棍在直木上端,这横木隐藏在宽袖中,横木上再站一个人。为保险起见,将两脚牢牢扎在横木上,两个人装扮成某个故事中的人物。另有一个人持缠着布条的长棍子叉支在上面的那个人腋下,随着迎春队伍游行。如路上遇到障碍,则由持长棍子的人用棍子拨开障碍物。”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会理州的“春抬”为什么又叫“抬阁”?春抬节目为什么全是戏名,却仅有二至四人表演?
  原来,春抬就是由二至四人装扮成戏曲故事中的人物,坐在“装饰过的台阁”上,“台阁”再由人抬着,从郊外“春场”游行到官衙前。当然,游行队伍中的主角是春牛和芒神,“台阁”上抬着的戏装人物只是“仪从”,起把场面烘托得更热闹的作用。会理州档案中的三份清单均将“耕田行”“二牛”列在首位,笔者认为绝非偶然巧合,可以推断,走在会理州迎春队伍前列的就是耕田行的“二牛”。但这“二牛”是被抬着的泥牛,还是被赶着的活牛,则与南部县同样――无从得知。
  比较会理州与南部县的迎春仪式,二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筹备时间长短不同:南部县定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迎春仪式,二十六日才发文筹办,准备时间只有三四天,显系“例行公事”。会理州定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二日郊迎,但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州衙就发文备办,准备时间长达一月有余。
  第二,筹备手续繁简不同:会理州除备办春牛、芒神外,还要准备“春台”(即“抬阁”)和“各项社火”;备齐后要先“送州点验”,即送到州衙由知州亲自逐件清点验明,然后再送郊外迎恩寺正式举行仪式。南部知县则只要求到时不误事即可。
  第三,筹办、参与人员组成和主体不同:南部县迎春主要由阴阳学操办,衙役和行户则只是次要的辅助角色。会理州迎春的参与者则广泛得多:筹备主要由“茶房”、“春役”、“约保、客课、汉把伙头人等”负责,郊外迎恩寺“迎祀”仪式和随后的春抬仪式由知州领着“春役、礼生、看门、茶房、吹手、皂役、炮手、执帖道喜书[童]”和各行行户一同举行。
  第四,档案内容差距较大:南部县迎春仪式,档案中语焉不详,可以确定有芒神、春牛,但有无“抬阁”以及各行户提供什么物件,均不明确;会理州档案只字未提“阴阳学”,却着重于“点验”备办郊外“迎祀”和“春抬”物品,足见该州对迎春仪式的重视。
  上引档案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清末四川地方衙门迎春的真实场景,而且突出地体现了四川省各级档案馆藏清代档案鲜明的民间性,值得进一步重视和深入挖掘。
  (作者单位:四川省档案馆 61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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